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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政策 — 改變的機遇與阻力

2015/4/8 — 17:40

香港的體育政策向來是燙手山芋。在一方面,社會大眾希冀香港運動員成績彪炳、蜚聲國際。另一方面,運動員在硬件和軟件上得到的支援僅是桌上的零碎。這種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局面,讓一眾有心推動香港體壇發展的人士百般無奈。面對長期僧多粥少的情況,筆者認為有需要深入淺出地解釋現時香港行之已久的體育政策和其不足之處,再探討香港為何不應該引入中國的「舉國體制」或「單飛」發展模式,然後提出建議去改善現有的不足。

香港現時的體育政策和其不足之處

香港現時的體育政策有三個大方向:(1)體育精英化;(2)體育普及化,和(3)體育盛事化。先談體育精英化的發展概況。根據《2011-12施政報告》,政府已設立了七十億元「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這金額比以往投入的大。另外,《立法會秘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推動體育發展》的文件(立法會CB (2) 652/09-10 (04)號文件)(2010年1月8日)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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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精英體育方面,其目的是透過把資源集中於有潛質或已有卓越成績的體育項目,或在某些項目有出色表現的個別運動員身上,以提高香港運動員在國際體育賽事中奪標的機會。」

而按照政府現行的政策指引,香港體育學院是協助政府執行精英體育培訓的機構。它的主要工作範圍甄選精英運動項目、精英運動員及協助他們於國際級別的比賽取得佳績等(詳情可參閱〈香港體育學院年報2010-11〉,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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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過分偏重重現時這批精英運動員的發展屬只爭朝夕、未能遠謀的政策。波倫泰在《紫荊雜誌》(2011年2月1日)中的分析指:

「政府所投放的資源對象,往往只是取得佳績的頂尖運動員,他們所獲得的獎金資源和訓練設備均得到提升。但是對青少年選手的資助,對退役選手的協助仍然嚴重不足。」

要知道香港的青訓系統聲譽欠佳的話,會令越來越多有潛力的運動員抗拒投入訓練,長遠可能導致運動人才出現斷層的問題。事實上,要在某項運動競技保持持久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倚賴源源不絕的青訓供應。而退役選手的轉型問題是體育政策的其中一大關鍵,筆者會在稍後部分多加探討。

而且,香港體育學院篩選精英運動項目的準則仍為人詬病。誠言,判別何謂「精英項目」時借助一些絕對的標準是無可避免的事。然而這套準則的認受性和透明度至今仍受到不少質疑。譬如有人會質疑為何足球、籃球等耳熟能詳的項目不被納入為 「精英項目」。還有,在決定何為「精英項目」時,如何定奪現時的比賽成績與發展潛力兩者之間的評核比重,迄今為止體育學院仍沒有釋除大眾疑慮的機制。

儘管有部分人士認為體育政策的三個大方向屬於不同層面的考慮,然而三者是環環相扣的。沒有前人(精英運動員)成功案例的話,很難說服青少年加入這個行業。但如果不提高市民參與運動的普及程度,則有可能令香港體壇淪落至「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田地。如果香港長期缺乏舉辦大型運動比賽的機會,或多或少會減低本地運動員專心致志投入訓練的動力和市民對本地體壇動向的關注,形成惡性循環。面對這一系列尷尬與弔詭的情況,有人提議借鑒其他發展模式,當中頗為熱門的談論是關於中國的「舉國體制」與自由「單飛」的模式之間的左右博奕,兩者皆不乏支持者,然而筆者會在以下分析為何它們不完全適用於香港。

「舉國體制」和「單飛」模式不完全適用於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在財政上加強對運動員的支援,某程度上教人聯想到中國對運動員的培訓投資,從運動員的日常生活到參加比賽的基本開支、請教練以至提供訓練場地等全由國家體育總局負責。這種以政府主導的體育政策被稱為「舉國體制」,其在不同年代分別造就了許海峰、李寧、李小鵬、劉翔、林丹、劉璇、謝杏芳及張怡寧等奧運冠軍級人馬。而當局對金牌選手的頂禮膜拜,也得到了《亞洲週刊》研究員李永峰(2011年6月19日,頁34)的肯定,他指出:「在國家力量掌控體育事業的中國,作為政府機構的國家體育總局,熱衷於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來培養奧運冠軍。」

不過,「舉國體制」的發展模式有數個明顯的缺陷。首先,體制內的運動員大多與社會脫節,不利他們於退役後轉型。無可否認,部分退役運動員能夠撥雲破霧,找到人生事業的新方向,如李寧成為了體育用品上市公司主席、劉璇成為電視藝人等。但一般而言,國家運動員在學習的黃金年齡集中為國家的利益服務,對社會的人力資源需求的資訊掌握不多,「文武雙全」的例子更是屈指可數。前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體操冠軍張尚武早前被傳媒揭發在北京王府井街頭賣藝行乞,而且還有偷竊的犯案記錄。張氏坎坷的下場,側面反映了在「舉國體制」的陰霾下,運動員缺乏教育的悲哀。而且,在耗用大量公共資源的同時,普羅市民所享受到的成果有限,這與香港體育普及化的大方向格格不入。這正如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薛湧在《聯合早報》(2011年6月15日)所評論:

「在『舉國體制』中,運動員是層層選材,七八歲的『好苗子』從小就被關在體校進行封閉訓練,和社會隔絕。這些人中,大部分沒有成為職業運動員,能夠在全國比賽中拿個名次的已經屬於鳳毛麟角,在國際大賽中出頭的更如中彩票一樣稀罕。……至於那些『沒有練出來』的大多數,命運就更是慘不忍睹。也就是說,『舉國體制』戕害了大部分運動員的事業和人生。『舉國體制』越發達,這麼被戕害的人就越多。……況且,『舉國體制』中的專業體育場館和訓練設施,多對社會封閉。這方面的投資越多,民間體育設施的資金就越少。所以,從人才和設施等方面看,『舉國體制』和全社會的利益形成了你贏就是我輸的零和遊戲。」

還值得強調的是,這種發展模式覷準現時商業價值略遜的運動項目,加上運動員比賽贏得的獎金和贊助的金額需與國家體育總局按不同的比例攤分,如在香港硬推類似的政策有可能導致青少年投入體育行業的經濟誘因不足。

其實,為了得到更佳的收入保障和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些中國運動員已獨闢蹊徑,自行聘請教練安排自己的訓練時間表、僱用經理人代自己去處理職業合約和贊助合約等細節問題。桌球手丁俊暉、女網球好手李娜等便是當中的佼佼者。這種祟尚個人職業化的現象又被冠名為「『單飛』模式」。《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江迅(2011年6月19日)就此現象解釋說:「所謂『單飛』模式,簡言之,是指運動員擺脫原有的舉國體制,脫離國家隊集中訓練的舊有模式,是運動員自負盈虧的一種訓練和比賽方式。」換句話說,「單飛」模式是按市場的原則運作,惟其亦是體育政策發展的雙刃劍。

在好處方面,「單飛」運動員能按自己實際的需要,聘請最適合的私人教練、私人營養師、私人運動心理輔導師、私人物理治療師、私人陪練等,作出針對性的指導和策略性的部署。在體育水平方面,運動員能定期參與職業比賽,與世界各國的頂級選手同場競技,這對他們的心理質素有不可量估的提升。加上,運動員的比賽獎金與商業贊助的收入有相當的部分不用上繳,故能提高他們積極參與海外不同的賽事的誘因,長遠能增加某個國家或地區在體育行業的競爭力。

但上述提及的開支對很多運動員來說已屬天文數字。要做到自負盈虧,運動員須具備世界級的水平或潛力和不俗的商業價值。而運動員本身的排名、聲譽等亦是能否吸引實力派教練與其合作的關鍵因素。不過,無論在中國或香港,短期內有能力做到自負盈虧的運動員的比例並不算高。換句話說,「單飛」模式比較適用於基礎不俗的運動員身上,然而其對新人發展和發展起步較遲的體育項目的鼓勵性則不大。再者,對於體制派的擁戴者來說,「單飛」的運動員不但大逆不道,而且還在混淆綱目、恣意把個人榮譽凌駕於集體榮譽之上,忽略體育應有的社會功能,例如團結市民、增強社會凝聚力、增加市民對國家的自豪感和信心、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提升國家或地區的軟實力等。

如果純以競技層面來說,「舉國體制」和「單飛」模式的運動員各有千秋、各擅勝場。但即使引入兩者之一,亦無助解決香港體育場地不足,對運動員專業身份的漠視,對運動員退役前後進修或就業支援不足,學校與家長不重視學生體育成績等的根本問題。在各方面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如要運動員顧著「為港爭光」,不理自身前途問題,不免陳義過高。 歸根究柢,這關乎到政府與各個體育總會、政府與商界、學校和家長與青少年運動員各界的矛盾和理念衝突,須由更完善的機制和更全面的體育政策方能妥善處理。

青訓硬件上的改善

在香港,制訂體育政策首先要面對資源和場地的局限。眾所周知,香港在體育資源上的調配可謂捉襟見肘。誠言,香港特區政府透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為30多名運動員提供約17,000,000元,作為備戰2012年倫敦奧運的用途,亦會向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提供4,000,000多元作為參賽經費,但這兩方面的支出比例和投入度亦遠遠低於中國、日本、南韓、新加坡等鄰近國家和地區。從資源調配的優先次序方面,已見有大量改善的空間。

另外,體育政策範圍甚廣,如果政府只是考慮一些短期的應變策略,例如以短期的資助去應付青訓恆常性的開支,不但發揮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有可能加劇行政人員和前線培訓人員之間的衝突。若果只得一次性或兩至三年的撥款,運動員尚未成材,計劃便告吹了。這無疑是亂石紛投,縱使運動員小時了了,但遭到攛掇擺弄,磨滅他們對競賽生涯的憧憬與幻想,令他們難有出頭天,最後只會適得其反,得不償失。從既有的框架而言,青訓成效不彰,究竟是行政人員計劃有欠周詳,還是前線教練團隊不夠專業,甚至兩者皆有,實在啟人疑竇。

還有,現時香港的體育政策思維相當狹窄:政府採取消極回應式的做法,在運動員有需要時才給予幫助。這當然不失為一種對策。畢竟,「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建立和維持專業的體育團隊的開支所費不菲,而公共資源向他們大幅傾斜或多或少會惹來非議。但問題是,現時香港的體育政策與「銀彈政策」沾不上邊(即使香港特區政府承諾,在2012年倫敦奧運,香港運動健兒個人項目金牌得主可獲港幣3,000,000元現金獎勵,而銀牌和銅牌分別有1,500,000元及750,000元),支出甚至比某些發展中國家低。而且,若政府陳陳相因、捨本逐末,則令一些不易作統計和量化的因素相對被淡化。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教授鍾伯光(2011年11月13日,載《文匯報》,頁B11)在〈香港精英體育必須同時重質〉一文特別提到:

「奧運金牌得主必非一般池中物,而負責精英體育的掌舵人必須要制訂有效政策協助教練積極發掘這些苗子,當這些苗子被發掘出來後,還需要一套切合這些苗子和吸引他們父母支持共同培養的計劃。要這計劃成功推行必須引入新思維和給予最大的彈性,在兼顧這些苗子的學業和學習多些技能的同時,必須共同認清楚最主要的目標是8至10年後的奧運金牌。」

由此可見,單靠政府見招拆招的回應措施可行性成疑。毋庸置疑,官僚的體育政策程序尚算理性,每事均根據程序規條,但結果卻匪夷所思,並與培養運動員的法門背道而馳。事實上,一個青少年是當運動員並非只是考慮短暫的經濟誘因,掌舵人務必要詳細研究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和顧慮。要處理持份者的需要,不能單靠大灑金錢,關鍵是政府和香港體育學院有否與持份者保持良好溝通,及令持份者感受到當局的關懷。

另外,掌舵人痛定思痛,由培育青少年開始,是「自我救贖」的不二法門。不少香港現役運動員的實力已經見底(當然有少部分具有上升的潛力),或傷患纏身,或許他們仍具備專業拚搏的精神,但要倚賴他們持續地在國際賽上爭取佳績實屬苟求(偶有佳作則另作別話,黃金寶便是一例)。若然不盡早進行青訓,不少體育項目恐有青黃不接之虞。還有,具天份的運動員(好苗子)遇上平庸的教練,被訓練成蠢牛木馬,大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無奈。談到甄選好苗子,不少人或抱有約定俗成的觀念,認為先天體質虛弱的兒童要成為世界級運動員似是天方夜譚,但筆者不得不提醒,三奪世界足球先生的巴塞隆拿現役頭號球星暨阿根廷大國腳美斯(Lionel Andrés Messi)在11歲時被證實患有荷爾蒙生長素分泌不足 (growth-hormone deficiency);曼聯(Manchester United)歷史上首名南韓球員樸智星(Park Ji-Sung)一直有扁平足的問題;韓國游泳名將樸泰桓(Park Tae-Hwan)自幼患有哮喘等等。他們均遇上伯樂,並配合適當的醫療,奠定了體育事業上的成就的良好基礎。故此,掌舵人務必要協助選拔人員摒棄成見,避免出現黃鐘長棄的情況。

但必須承認的是,傷患是運動員的天生大敵,其是隱性傷患,例如先天性的心臟缺陷。2004年雅典女子奧運女子100米蛙泳金牌得主,有「蛙泳皇后」之稱的羅雪娟,就在2006年驗出心臟問題,於同年12月進行心臟微創手術,並於2007年1月29日提早宣佈提役。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保頓(Bolton Wanderers Football Club)球員梅安巴(Fabrice Ndala Muamba)在2012年3月17日參與英格蘭足總盃八強對陣熱刺的賽事中心臟驟停猝倒,令人不禁神傷。外國體育界近年亦出現多宗類似事件,如果香港亦有相同案例,恐怕有相當部分的父母以性命安全為理由,阻止子女進行高密度的運動訓練,為青訓計劃敲起喪鐘。所以,要完善青訓,除了要有發掘好苗子外,還須招攬有質素的青少年教練,鼓勵現時的教練深造,讓好苗子借助一系列有系統的科學化訓練,輔以定期的身體檢測和傷患處理等等。誠如〈香港體育學院年報2010-11〉(頁35)所言:

「精英運動員在體育事業上的成就,往往是多種複雜因素相互影響下的結果,因此要取得最佳成效,必須依靠系統化的訓練支援,以達致高水平的競技表現。在協助發展運動員發揮潛能的過程中,除講求運動員的天份及專業的教練培訓外,還要配合一個全面的支援系統,以減低受傷的風險及提高訓練成效。這個系統必須具備以科學和實證為本的長遠目標,確保從發掘運動員的最初階段,以至到達顛峰期及往後的各個時期,均能提供完善的支援。」

科學化訓練已是廿一世紀體育運動發展的大趨勢,例如長跑選手、單車選手和足球員在訓練時由電子儀器量度心率;由電腦紀錄他們的動作技巧,由科研人員分析他們的優點與缺點,找出可改善的空間;由營養師設計科學化的膳食餐單,令運動員保持理想的脂肪肌肉比例,增加訓練成效和減低受傷風險。而在一定程度上,倚靠香港體育學院運動科研團隊的科學化分析和指導(當然不能忽略教練團隊的貢獻和運動員自身的努力和團結的作用),由鄧亦峻、黎振浩、吳家鋒及徐志豪組成的香港男子田徑4x100米接力隊連續在泰國北碧舉行的亞洲格蘭披治田徑賽第二回合和台灣國際田徑錦標賽跑出38.8秒以內的佳績,勇奪獎牌且取得倫敦奧運入場券(蔡偉恆編2012年6月5日,載《大公報》,頁B10)(注:田徑項目在2008年一度被剔出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項目」之列;雖然香港有全職田徑教練,但田徑運動在香港尚未職業化-田總全名為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要留意的是,科學化訓練對香港現時體育發展規模來說可算是龐大的計劃,如要深化這計劃,不免要將各項運動項目發展規劃化。然而,整體來說,香港籌備的地區青訓計劃甚多,如何平衡各個體育總會、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期許,避免越俎代庖的情況,將考驗政府和香港體育學院的智慧。

相反,如當局冗贅煩厭地以公關技倆宣稱當運動員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卻未能制訂長遠的規劃令運動員和前線教練看見樂觀的前景,最後只流於口號式的呼籲,缺乏實際的推動力,則難以挽留高質素的體育人才。況且,體育及其相關行業人才短缺是一個長遠的結構性問題,並非單靠一次性的撥款或聘請外國管理行政人員和教練就可以解決。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場是否有合適的人才,而這些人又是否願意來港應聘仍是未知之數。即使是高價挖角,亦未必能令他們長留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地。當他們累積足夠經驗,伺機成熟後,便有很大機會會轉投整體架構更完善和工作環境更良好的體育管理組織。以上數點,清楚揭示出現時香港體育政策在資源投放方面的諸多弊端,亟待撥亂反正的契機。

在場地局限方面,香港的體育硬件配套縱然在近年進步不少,但距離亞洲前列仍然有一段距離。比方說,新加坡體育理事會於1973年成立,由前國家體育促進會和國家運動場地經營公司(兩者皆於1971年成立)合併而成,負責建立三角洲體育中心和新加坡室內體育場館達到國際一線的標準,其規模、佔用面積、保養方面的功夫等等是香港難望背項的。儘管香港為主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而於同年建成了將軍澳運動場,但整體來說,有不少場地尚未達標,無法提供理想的場地給運動員潛心練習。事實上,將軍澳運動場的選址問題和跑道拱起的問題亦令其失色不少。根據《太陽報》2009年5月28日〈政府孤寒港運會出醜〉一文的報道(專案組記者盧振威、任方報道),「該運動場位於環保大道旁,四周被道路網包圍,垃圾車等重型車輛不停穿梭。運動場跑道二百米起步點與馬路相距不足二十米,由於缺乏隔音設備,重型車輛駛過發出的巨響,會影響運動員的專注力。」再者,香港的土地用途有明文規條去劃分,不能肆意更改去遷就個別行業發展,讓其他行業感到政府厚此薄彼。

完善體育組織架構

其實,搞體育的人,不論是運動員、教練人員還是出錢出力的熱心人士,最害怕的其中一項是應付政府複雜的架構和手續。如果他們申請津貼處處碰壁,解決錢荒而疲於奔命,或入紙申請為麾下運動員爭取訓練場地的過程諸般不順,這或多或少是制度紕漏誘發的惡果。制度紕漏,簡單而言,就是掌舵人呼朋引類,進行收編,令管理階層充當行政機關的附庸;或管理高層與前線人員價值觀、理念、使命感一致,但中層管理人員為了保障其在現有制度的既得利益,對新政策陽奉陰違、百般阻撓;或政府、香港體育學院或各個體育總會等旗下各委員會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內部指引錯綜複雜,令前線人員難以從指引明白指引的原則。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或是三者混合在一起,最終亦會使機構無法有效地發揮其功能。鍾伯光(2012年2月12日,載《文匯報》,B13)又強調:「檢討工作首要是檢討現時政府對體育及康樂的支援和發展角色,包括旗下各委員會是否有效運作。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是否因為政府的官僚制度而遇上種種缺乏創新、彈性、繁瑣程序、角色被動、處事因循、未能貼近甚至領先發展的潮流等問題。」

故此,各有關體育機構有必要對症下藥,堵塞漏洞,以簡御繁,釐清權責和避免資源重疊。證明現代體育管理工作永無休止,重點是做好素質把關,人手招聘、培訓和考核人手。管理和行政人員首要的工作是清楚了解香港體育學院或各體育總會的使命、發展策略及優勢。這是決定政策執行質效的主要關鍵。相反,若出現管理高層從外空降、缺乏相關經驗、優柔寡斷、故步自封、資訊落差及缺乏自主解決問題等等的情況,令運動員和教練成為各個機構權力鬥爭下的犠牲品,實令當局的信譽進一步受損。此外,如果改革報告以前人撰寫的作藍本,不少資料更新了,但是報告的結構也大同小異,甚至連建議也是新瓶舊酒,沒有多大的新意,那只會把資源耗費在行政改組上,運動員並無多大的得益。

在改變的起步階段,體育政策和各體育總會的憲法有不足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但很多時候,導致轉型大計夭折的主因並不是源於政策和憲法的不完美,而是連實踐這些不完美的政策和憲法也辦不到。中國內地足球界的貪污醜聞便是其中一例。雖然中國足球協會(下簡稱中國足協)有政策和憲法規定,足協領導層、球員和裁判不得行賄和受賄,但由於審查機制土雞瓦犬,加上內地貪污風氣盛行等等因素,最終在2010年爆出兩名前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謝亞龍(在任時期:2005-2008年)和南勇(在任期間:2009年)為首涉嫌操縱比賽和收受賄賂的案件。經過中國司法機關接近兩年的調查、盤問和審訊,按照《信報財經新聞》在2012年6月14日〈足壇腐敗三官員判十年半〉(頁A22)一文報道的消息,節錄如下:

「內地曾轟動一時的足球腐敗巨案,十一名涉案人員昨天被判重刑,其中原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和謝亞龍、原國家男子足球隊領隊蔚少輝被判刑10年6個月,沒收個人財產20萬元。[……] 原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技術部副主任李冬生,也被法院認定構成貪污罪、受賄罪,合併執行有期徒刑9年,沒收財產10萬元。[……]瀋陽市中級法院判處原上海中遠匯麗足球俱樂部球員申思、祁宏、江津、李明犯受行賄罪,處5年6個月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祁宏、江津、申思曾是國腳。」

以上事件的始末還得到了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和英國《衞報》(The Guardian)等境外媒體的報導。這件事件除了反映足球官員的醜惡外,還可以有以下小結:體育架構運作不暢、監管力度不足和制度不全,不單阻礙體育行業的發展,嚴重者更破壞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聲譽。在香港,上任僅半年的足總行政總裁麥國棟(Gordon McKie)因為私人理由辭職,但亦有傳他與足總董事和政府官員合作存在分歧而不獲留任,並由足總於6月15日宣佈該職由Mark Sutcliffe繼任,後者將於9月來港履職。事件顯示出體育界新掌舵人上台需要磨合期,管理層一旦真空,或成員之間缺乏互信,齟齬導致屢屢更迭,朝令夕改,則有可能令境內外媒體爭相報道,影響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後果可謂堪虞。

改變社會各界對運動員的觀念

其實,完善體育組織架構只是香港體育政策的其中一步,如何令主流社會接納體育競技和運動普及化亦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華人社會保留著「望子成龍」的傳統思想,普遍不重視子女在體育競技上的成就。童清峰(2012年3月4日)在《亞洲週刊》為美國職業籃球聯賽華裔新星林書豪撰寫封面專題時慨嘆:「如果他在台灣或中國大陸,可能會為了考試而用功,不太可能在籃球上有此成就。」而在香港,「公開試壓倒一切」的風氣亦不相伯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香港沿用著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考試制度,即使在2009年9月在中四實施三年制新高中學制(又稱三三四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學制),中六學生(相當於中國內地高三)亦要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試。應考這些公開考試成為了香港青少年晉身為大學生的最主要途徑。

由於公開試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已對青少年的活動時間分配定性。家長批評子女花太多時間在運動上的事件屢見不鮮,中學教師與家長聯手阻止莘莘學子參與運動的情況亦偶有發生。對他們來說,青少年把時間花在讀書以外的事情上就會影響學業成績。但香港康體發展局(1997)(香港體育學院的前身)曾發表〈Sports Do Not Harm On Study, It Can Work The Other Way Round〉的研究摘要駁斥此說法;它指出有信心在學業上取得良好的表現的受訪者同時有較強的動力參與體育活動。而且,有不少研究指出,運動有助身體釋放安多分(endorphin),對青少年舒緩情緒與壓力有莫大幫助。

不過,時至今日,中華文化仍強調長幼有序,中、小學學生挑戰父母和老師的權威仍屬於禁忌的範疇。如果長輩偏執己見,基於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青少年亦只能噤若寒蟬。而部分老師仍然認為,培養「文武雙全」 的學生只是在邏輯上存在,但在香港幾乎不可能實現。老師們在言語中皮裡陽秋,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不利青少年運動員建立美國教育家寶帕(Borba 1989)所強調的「自尊五感」:安全感、獨特感、聯繫感、能力感和方向感。他們受老師的揶揄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忍氣吞聲更是司空見慣。有部分甚至不堪受辱,逐漸偏離校園生活,造成個人與學校隔離的惡性循環。黃世澤(2011年4月30日,載《新報》,頁C08)就曾為這些運動員抱打不平,他謂:「事實上,香港公眾應該思考一下如何回報這些為香港貢獻黃金歲月的港隊代表,特別香港土生土長那一批,他們在校時不少可能已經因成績不好,受盡老師和社會白眼,但社會對他們的付出全無補償,這實在不公。」

老實說,輕視運動員的人本身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他們忽視了運動員對本港社會的貢獻。運動員代表香港出戰不同組別的賽事,這已是難以取代的貢獻。況且,運動員有團結社會的功能。他們如能在大賽奪取佳績,或表現出「香港精神」,就可以振奮不少香港人的心。香港足球代表隊在2009年東亞運動會足球比賽決賽戰勝日本代表隊後,社會各界積極熱烈的反應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體育運動在這方面的社會性功能,《大公報》專欄作家黃熾華(2011年5月16日,頁A24)有以下解說:

「 [2010年] 十一月在廣州舉行的亞運會,香港就榮獲八金、十五銀、十七銅共四十面獎牌,躋身在朝鮮、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國前列,實令人刮目相看。但獎牌背後,它體現的是『敢拚即贏』的香港精神:黃金寶的單車『三連冠』,黃蘊瑤的受傷不下火線,都是此種精神的集中、具禮表現。因此,舉行全港第三屆運動會,就是要繼承和發揚『敢拚即贏』的香港精神。相信,運動會不僅會賽出成績,也會賽出此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無可否認,香港運動員的整體競技水平和競技以外的各方面技能,如應對傳媒和與社會各界溝通的技巧等,仍有待改善和提高。但是,很多批評香港運動員的人其實並不比他們做得更好,甚至沒有甚麼可取之處足以代表香港,卻以狹獈的觀點去判斷運動員的成敗,讓人不勝欷歔。

其次,他們沒有看到運動員對香港的潛在貢獻。現時有不少香港運動員在他們所屬的比賽項目擔當著開荒者的角色。在「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競賽前提下,他們的壓力不足為外人道。運動員處於不斷自我突破和超越的心境,如套用心理學家馬斯洛 (Maslow 1943)的需求層次理論,這屬於最高層次的需求:自我實現需求。在生理上,他們的腎上線素亦會有所上升。這無疑有助他們提升比賽狀態,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亦會間歇地處於一個比較不理想的狀況。而老師的專業知識和判斷很多時候限於自己任教的學科,至於年青運動員是否不堪大用、萎靡不振等等,其實已在老師專業判斷範圍之外。

相反,年青運動員的教練很大機會比老師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人格特性。運動員可能在老師的視線範圍外刻苦備戰,如果給老師批評為好逸惡勞,實在有欠公允。即使他們在備戰以至比賽期間無暇他顧學業,老師理論上亦無由置喙。舉例說,不少體操運動員的競技黃金年齡約為16-20歲,如在這期間需分心學業,甚至因公開試緣故而停練半年至一年,這無疑是扼殺他們的競賽生涯,對運動員以至香港體操界不啻是沉重打擊。將心比己,如果具語文天份的在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期被勒令停學語言一年半載,具會計頭腦的不准學會計,具藝術天份的被強迫轉讀電子工程,苦況可想而知。再者,即使這批運動員在競賽能力和心智上有不足之處,他們仍應該享有基本的尊重。否則的話,這與梁啟超在〈敬業與樂業〉一文提及「凡職業都是神聖的」等的道理是相悖的。諷刺的是,〈敬業與樂業〉是現時不少中學的參考範文之一,如果授課的老師也不能實踐上述道理,不免有言行不一之嫌。

無論如何,公開的體育比賽的性價未能跟公開考試的比擬,很大程度源於兩者對升讀大學有天壤之別的影響。有別於美國、歐洲、澳洲等多元化的升學和就業途徑,香港仍以主要以公開考試主導青少年的發展前景。這亦令家長與老師面對不少局限。對前者來說,如子女未能以最直接的途徑晉身為大學生,或多或少會為他們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這方面的影響對基層家庭尤為明顯。對後者而言,現時的學校系統和升學制度並不是為他們建立的。不少老師只是劃一評核、集體課堂等這些規範學習模式的前線執行者。奧地利哲學家伊利奇(Illich 1974)就曾在〈Deschooling Society〉一書中批判這個模式的成效,並提出自主學習方式取代正規的學校制度,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專欄作家石秀恩就曾在《頭條日報》(2008年7月2日)披露,2008北京奧運武術比賽奪得刀棍全能銅牌得主,香港武術隊代表隊主力鄭仲恒在14歲時毅然「放棄香港的學業」,到北京府什剎海體育運動學校深造,為今日的成就奠定重要的基礎。

而事實上,香港教育制度千瘡百孔:中學各主流學校的資源集中在核心科目教育(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上,體育科目繼續不受重視,有不少中小學迄今仍沒有有蓋運動場地,這只會阻礙全人教育的實踐。筆者認為,即使正規學校某些優點不容易被取代,教育界掌航人對改善學校制度,如彈性安排上課時間、增加學生的學習自由度和讓老師有充分的發揮空間等等,亦是責無旁貸。對於外國能培養出「文武雙全」的人才,趙永佳(2012年2月26日,載《明報》,頁P03)在〈林書豪與香港夢〉一文指出:「林書豪的成長和美國的所謂『體教合一』制度有很大關係。在美國,每個籃球運動員都是一邊念書,一邊打球,球打得好,可以進史丹福、哈佛等名校,各大高校會爭相送你獎學金(常春藤聯盟例外),而每家高校和大學,都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體育項目。這種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如學界運動員的學業水平),但起碼令有志打球的年輕人可以兼顧運動與學業。」

其實,自1995年開始,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League)) 中的美籍球員只有奇雲.加納特 (Kevin Garnett)、高比.拜仁 (Kobe Bryant)、卓西.拉瑪.麥基迪 (Tracy Lamar McGrady) 、阿瑪利.史杜達米亞 (Amare Carsares Stoudemire)、勒邦占士 (LeBron Raymone James) 和安德魯.拜林 (Andrew Bynum)等不足30名從高中直接進入聯盟,而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現役或曾經是聯盟中炙手可熱的球星。在美國大學重視體育事業成就的前提下,他們退役後重返大學校園進修的難度不大。而且,「體教合一」的制度並不只局限於籃球運動。如果報考大學的學生在田徑、游泳等運動項目上有傑出的成就,就可獲得不少的分數。前香港游泳女子代表蔡曉慧在役期間,能入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商學院,並擔任該校的泳隊隊長,便證明了其在體育界的貢獻得到大學的充分認同。

反觀香港的情況,大專院校制度配套不足,運動員幾乎不可能得到足夠的支援。儘管民政事務局已經與八間教資會資助院校達成「加強支援精英運動員」的共識(香港政府新聞網 2008年8月29日),而不少院校亦推出「運動員獎學金計劃」,但大學始終沒有成熟的方案去配合精英運動員進行全職運動訓練。鍾伯光 (2011年8 月21日,載《文匯報》,頁B09)亦有類似的看法,他表示:「在香港,我們談了教育配合精英運動員發展這個題目超過20年,但在整體的規劃和制度上仍然停滯不前。這邊說要精英運動員兼顧學業,但那邊卻要運動員全職訓練而不接受他們在大學註冊讀全日制學科的身份,而大學的學士課程卻不設兼讀的模式。」

其實,體育政策是萬變不離其宗:政府和體育學院合力,游說各校彈性處理上課時間,讓運動員心無旁騖地投入訓練。況且,體育界有自己的認受性,政府不一定需要介入去一些競賽層面的政策。然而,新一屆特區政府制訂全人發展的教育政策時,應對學校提供清晰的指引,令中學不再側重於學術範疇的科目。另外,政府採用多一些「以人為本」的政策,聯同體育學院推出嶄新而可行的計劃,要求學校配合,減低上學、做運動與生活素質的矛盾,亦是運動員能否獲得體育成就的箇中關鍵。

融合中華文化,推廣體育普及化

本文在首部分指出,體育精英化與體育普及化有密切的關係。這個命題背後的邏輯是:越多人參與體育運動,選出好苗子的機會就會相應提高。但必須承認的是,香港並非每一個市民都有志向和潛力做專業的運動員。然而,即使「推廣運動以挑選更多好苗子」的成效沒有想像中之大,這並不等如要一刀切地抹殺體育普及化的重要性。在科技倡明、資訊發達的廿一世紀,做運動可以強身健體,幫助市民得到均衡的生活,長遠可減輕公共醫療系統負擔等等的優點已廣為人知。不過,文化因素對體育普及化的具體細節如何落實仍然十分關鍵。例如,如果一個地方有相當部分的人做運動只為消遣娛樂,或視之為與他人聯誼的用途,並沒有強烈仿傚或晉身為明星運動員的意圖,那以宣傳運動巨星的事蹟來誘使普羅大眾積極做運動的成效便打了折扣。又譬如,如果一個地方的人做運動並非主要出於經濟考慮,硬推以經濟誘因(如獎勵計劃,罰款等)推廣體育普及化的政策只會事倍功半。

所以,如要成功地透過向市民推廣做運動,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制訂體育政策者在某程度上有必要找到體育與中華文化的契合點,與其相輔相成。中華文化對體育的理解並不在於奧林匹克的名言:「更快、更高、更強」;它強調任何活動都要符合「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2008年香港電台節目《體育的風采-體薈中華》首集中,北京體育大學熊曉正教授分析說:「我們傳統的這種從娛樂性的體育、休閒性的體育,更多是帶有季節性和民族性,而不是像古希臘獨立成為一個專門的思想。」

中國古人會因應不同的季節氣候進行不同種類的體育活動,而這些活動以「休閒性」為主,這便體現出「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植根在中華文化裡;另外,古人沒有把體育專門化,就是「君子不器」的具體實踐。嚴格來說,中國傳統文化並非沒有競技活動,而是沒有完整的「體育」概念。又或者說,中國古代舉行競技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養生,而非與別人爭朝夕之長短的手段。 劉秉果(2011,頁7)在《中國古代體育簡史》表明:「體育一詞是外來語,是19世紀80年代主張改革維新的有識之士從外語翻譯而來。最初譯為體操,意思是指身體操練。到了20世紀初便改為體育,意思是身體鍛煉和品德培育。」這些根深蒂固的中華體育文化難以作出全盤的改變或否定。無可否認,這些傳統觀念是否完全適用於今日香港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但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一個理性的國家或地區把體育政策局限於運動員爭奪獎牌的層面(北韓或是例外)。即使新加坡這個盛行精英主義的地方,亦對運動普及化有非常透徹的了解。根據中國網(2006)的《新加坡體育理事會》一文,引述李光耀的説法:「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去製造金牌選手……我們的目標是公眾的健康,讓所有的公民擁有鍛鍊身體的機會。」

然而,在香港,特區政府的體育政策傾向支持精英運動員的培訓,供市民使用的體育設施不足,更沒有著眼於建立運動能夠預防疾病或使全民更健康的概念。有人或認為,即使政府推廣運動的正確觀念和重要性不力,民間亦會自發了解和參與各項有益身心的運動。現實的情況卻是南轅北轍。部分女士誤解跑步會令腿部變粗,或令胸部脂肪減少,影響美態而不做運動。香港以躋身國際城市之列為傲,但這個「國際城市」竟然有人對體育運動有如此低落的認知水平,實在是貽笑大方。筆者並不是反對培養精英運動員,因為這有利本地體壇的復甦。惟政府須制訂精英走向普及的過渡方案,勿以滿足在國際性大賽爭取佳績的欲望而凌駕於體育普及化的重要性,也更不要錯失幫助市民建立均衡生活的大好機會。

體育盛事化和商業元素非洪水猛獸

由政府保障市民基礎的運動機會,這個建議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似乎並不低。至少,體育政策制訂權力仍主要繫於官方手中,以金錢打造出來的話語權仍有一定的效用。但無論如何,政府救火角色只屬暫時性,可持續性不高。原因是:體育活動不一定要大量的資源去支持,但資源是否充足顯然對體育活動大有影響。香港沒有可能永遠困守一隅,僅靠公帑撥款發展體育,更何況這種模式會惹來各界的詬病。立法會可能認定為資源錯配,而商界和運動員覺得政府抱殘守缺,一再錯過改善體育行業的機遇等等。

探討至此,或許有人會比較政府和商界哪一方對體育界的貢獻較大,或是哪一方可以更有效率地推動體育盛事化──這些問題並非不能比較,但比較的意義似乎不大。事實上,在缺少政府和商界的參與,在不考慮運動員以至社會各界的利益的情況下,很多有關體育政策的問題都無法討論和落實。若商界和運動員代表難以有效地引入他們的意見,無論政府投放多少資源,也只是治標不治本而已。吳博林(2010,頁244)在《南華RELAUNCH》一書指出:「沒有氣氛的運動比賽,運動員的表現也會黯然失色。而只有政府單方面的推動,也未必是好事。東亞運開幕初期,政府鋪天蓋地的宣傳,媒體日夜報道,入座率也只有三兩成,證明要發展體育,運動員、商業參與和政府配合是缺一不可的。」

不過,香港體育產業未成氣候,整體規劃欠奉,更逞論完善體育政策。雖然資本在香港這個以市場主導的社會平台上可以無遠弗屆地流動,但是體育並不屬於香港六項優勢產業的其中之一,得不到政府和商人的青睞,如此下去,發展空間只會越來越狹窄。具體地說,體育盛事化若不成事,體育投資只會淪為小眾趣味。解端泰(2012年6月21日,載《信報財經新聞》,頁A21)在〈如何喚醒香港大西北〉一文指出:「體育館的『死穴』就是營運費極高,在沒有世界性體育盛事支撐下,沒有人甘願冒險投標營運,但如果結合一所大型商場綜合打包招標,則可能還有一線生機,這類例子外國多的是[。]」

從國內到國際經驗看出,若政府在開初不介入,新興體育產業未達規模難以盈利,最終無法生存。支持政府補貼體育行業的主要理據在於,補貼政策所帶來的未來收益足以彌補其現在帶來的社會損失。不過,政府並非行家,有時候難以判斷哪一家私人企業最有潛力、哪一個個別體育項目最值得補貼和體育產業發展到哪一個規模才算發展成熟。如果體育產業真的是商機處處,私人企業定必自願地投資在該產業。但如果體育行業長期依靠政府支撐存活,那很大機會證明了該行業先天條件不足,政府扶助它是不明智的抉擇。而且,這個建議方案多數不被主流民意或立法會所接納。若然政策兩三年不見成效,就被批評為政府與商界枱底交易、私相授受、卑鄙齷齪等等。體育產業發展前景貌似陰霾重重。

的確,無論古今中外,利益輸送或非法交易的問題都值得鞭撻。但是,如果把體育盛事化和商業化視為官商勾結的嶄新平台,則頗為牽強。政府和商界對體育發展的理解一直大相徑庭。前者著重平衡各方利益,後者則關注利益極大化的問題。直到最近,他們仍處於致力改善雙方文化、協調、管理透明度的階段。在還未落實任何方案前就認定雙方或至少其中一方不懷好意,未免過份武斷。這就像兩個異性同事或工作伙伴剛剛才開始為工作事宜加強溝通,在沒有客觀證據的情況下,就被旁人斷定為想入非非,為結識伴侶謀定而後動。這個比喻的關聯性當然有些不足,但重點都是指出這類非黑即白的邏輯,應該予以摒棄,否則很容易會造成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隔閡,不利凝聚社會共識。

況且,體育盛事化和商業化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邊際利益方面做得更好,令政府不用再單向地付出、商人投資得到回報、體育界得到更多資源去發展,達至雙贏或以上的局面。新加坡、杜拜、吉隆坡等睦鄰國家或地區成功舉辦一級方程式賽車,就是由私人企業主辦和贊助,當地政府在完善交通配套和封路安排等予以配合。香港在這方面的新思維卻是付之闕如。香港渣打馬拉松固然是盛事之一,但在種種規範下,已比洛杉磯主辦和東京主辦的失色不少。國際七人欖球賽風靡全球,政府可以幫忙的地方不多,反而靠香港欖球總會運用自主權,建立獨特的商業模式,懂得包裝,能夠找到適當的市場定位和贊助商,並賺取廣告收益,加上其引伸出來的酒店業、餐飲業、航空交通、宣傳公關等,都為香港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可能有人認為,體育不是一個用來賺錢的項目。但是,產業、賺錢、發展和吸引人才之間並不一定存在矛盾,重點是如何入手。政府不要只局限於提供經濟誘因扶助新興體育產業的舊式思維;反而,政府需訂立法規,並提高法規的約束力和執行力。另外,政府做好長遠規劃,例如在起步階段降低企業進入體育市場的門檻、制訂收支平衡的時間表等等。只有企業清楚政府的政策方針,才能鼓勵他們採取行動。至於比賽主辦機構、傳媒機構、印刷廠(印刷大型宣傳海報、宣傳單張)等等的持份者如何協調,則可交由民間自行籌組決定。社會各界不用擔心某些私人企業多次進入和離開體育市場會打亂整體規劃,原因是:雖然以上行為在自由貿易的原則下理論上可行,但實際市場自有一套機制去懲罰它們,例如影響企業形象和品牌聲譽等。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若沒有體育盛事和商業模式,體育行業更難發展起來。

長遠來看,香港不必全盤放棄申辦亞運的願景。無可否認,香港審計署於2011年4月公佈的《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報告書》—第5章(香港2009東南運動會)披露香港2009東南亞運動會出現重大超支的情況。這反映了體育盛事化在整體規劃的層面須加以檢討。但是,審計署並沒有質疑體育盛事化的重要性;它只是強調當局要以「2009東亞運動會出現重大差距的收入及開支[為鑑],為日後類似的體育活動盡力編製準確的預算」(香港審計署2011,頁3)。故此,以2009東亞運的超支事件來否定舉辦大型體育比賽的正確性,實屬矯枉過正。事實上,在廿一世紀,體育盛事化可以幫助香港與世界接軌,其所帶來的效益並不只局限於經濟層面。沈旭暉(2010,頁55)在《亞洲政治運動場》一書提到:「要是不談成本,香港主辦亞運確有不少效益,盛事化能產生溢出效應的指導思想並不會過時,香港的國際身份也需要這樣的盛事維繫。」值得強調的是,雖然香港已是國際知名的大都會,然而香港還沒有主辦過亞運這種地區性體育活動,無法從另一面向展示香港的實力。要籌辦國際級體育盛事,香港須具有非常優秀的組織、管理等的團隊,軟件硬件的配合;如亞運能圓滿落幕,將能展示香港有主辦國際大型活動的籌組能力,香港的實力無庸置疑地讓全世界刮目相看,香港的國際地位屆時可得到提升,在國際社會上的競爭力也大大加強。

運動員的轉型問題

即使精英運動員在競技場上躊躇滿志,他們總有解甲歸田的一天。籃球之神米高佐敦(Michael Jeffrey Jordan)、俄羅斯撐桿跳女將伊巴辛耶娃(Yelena Gadzhievna Isinbayeva)、前曼聯低調的世界級中場保羅.史高斯(Paul Scholes)在他們的競賽生涯中都曾因有感對體育競賽的熱情和雄心不再而短暫退役。另外,有不少運動員因感到競賽水平已過高峰而退役。因傷患退役的亦不勝枚舉: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非常著名的前世界足球先生朗拿度(Ronaldo Luís Nazário de Lima)曾遭遇膝蓋粉碎性骨折、右膝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十字韌帶折斷和患上了甲狀腺功能減退症等,最後以35歲之齡訣別綠茵場;姚明在左腳踝第三次應力性骨折後宣布退出美國職業籃球賽等等;劉翔因多次受右腳跟腱傷患困擾,無法回復最高的競賽水平,所以於2015年4月7日在個人微博正式宣佈退役。這些不同的原因和實例,都證明做運動員是有時限性的。

然而,運動員退役並不能等同一般人退休般處理和看待:他們的退役年齡大多集中在20多歲至40歲,仍要有收入以維持生活。毋庸置疑,有部分退役運動員能夠轉型成教練,賺取收入的同時能夠繼續在相同界別作出貢獻。但是,體育教練行業未必有足夠的職位空缺完全容納這批人,又或者他們當中有部分人士無意繼續留在同一個行業。換言之,不少運動員要離開本行這個「舒適圈」,尋找新機會。

站在前線體育教練的立場,他們大部分只考慮激發運動員的競賽的最高水平和保持他們的競賽水平的穩定性,運動員日後的出路問題則不在他們首要考慮範圍之列。但從整體角度出發,無論運動員在體育方面的造詣再高,在役受訓時得到多少財政支援,如果欠缺機制去保障他們退役的基本生活,或沒有在他們轉型的過渡階段予以足夠的協助,只會讓外界覺得體育界授人以魚而不授人以漁,運動員退役後要面對朝不保夕、家徒四壁的危機。這不免打擊體育行業的整體形象。

為避免運動員退役後的出路如無定向風,香港體育學院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轄下的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紛紛推出計劃,協助運動員未雨綢繆。以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2008)推行的《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為例,計劃共有「綜合網上英語課程」、「就業輔導及運動員事務講座/工作坊」、「專上教育/職業訓練獎學金計劃」、「語文進修課程」、「大專教育獎學金計劃」、「大專教育補習課程」、「運動員教育及就業諮詢服務」、「就業計劃 (工作機會)」、「體育大使計劃」和「生活技能及師徒計劃」10個項目。驟眼看來,計劃的課程如雨後春筍,有一定的吸引力。而按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在2011年4月發表的《2011年1月5日開始舉行的立法會會議「推動長遠體育發展」議案辯論進度報告》(頁5-6),節錄相關計劃成效如下:

「自2008年起,香港體院推行『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教育職業發展支援。自計劃推出後,已有近850名運動員接受相關訓練及支援,其中包括250名運動員得到獎學金繼續進修。此外,香港運動員基金亦為現役和退役運動員提供教育進修資助,退役運動員更可獲得生活資助。同年,政府資助港協暨奧委會推出『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為現役至退役後4年的運動員在教育及職業發展上提供支援。現時計劃已獲得10 多間商業機構支持,亦包括獎學金計劃以資助運動員修讀語文、證書、文憑、高級文憑、副學位和學士學位等課程,到目前為止已有130多位運動員受惠於計劃。」

然而,業界心知肚明這些計劃都隱含著附帶條件:《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中大部分成功個案的運動員曾代表香港隊全職訓練最少8年。而處於夾心年資的運動員,他們的選擇餘地是很小的。如果這批運動員選擇立即退役,他們便很可能得不到計劃的充份保障。但如果他們不退役,他們亦未必能夠維持良好的競賽水平。從良心角度而言,這兩種情況最好都不要出現,或將個案數目減到最低。但事實上,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對現役運動員以至有心投入全職訓練的青年人都是不小的打擊。當局沒有就這個情況進行有系統的調查、分析和提出改善建議,可見其警覺性的不足。而且,《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和《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概念上是短暫的特惠政策,故被批評為內容空洞,成效不大。《成報》專欄作家呂育畿(2011年9月30日,頁C09)就曾有此評論:

「兩間機構﹝香港體育學院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推出的計劃,真是名目繁多,不過甚少職業轉介,兩年多才為16名退役運動員安排到工作,部分還是兼職的,計劃的效益成疑。其餘就是為運動員提供各種培訓課程,現金資助也只是獎學金或助學金,即必須有入學證明才會批出,對於不打算升學的退役運動員來說,毫無幫助。即使是獎學金,兩年多來只有13名退役運動員獲批或可能獲批,受惠人數也不多,平均每人得到的資助由3萬至5萬不等,以升學進修而言也不是太寬裕。」

計劃亦沒有因應運動員及業界的盲點提出針對性的改善措施:不少運動員予人趾高氣揚的感覺;他們是社會的一個負擔,幫助他們是無底深譚等等。按此情況,當局有必要多管齊下,製造基本條件,讓外界明白到體育是薪火相傳的行業,對社會公共道德亦有深遠的影響。如能集思廣益,相信可以避免體育政策發展還是原地踏步的問題。無可否認,有了頂尖運動員作牽頭,其他人也覺得聘請運動員是物有所值。但是,有助減緩運動員的經濟壓力的計劃必須持之以恆,絕非間中出現一兩次的偶發事件。另一個策略是軟實力培養,長遠做到體育人才外輸。決策者要明白到最重要的並不是一兩年短期內真實的數據,而事實上亦沒有可能做到百分百成功,但如果對過往的決策不作檢討,反而不斷以權威和選擇性運用對官方有利的數據去批駁不同代表的意見,只會令體育政策發展的討論淪為利益轇轕和輸打贏要的局面。

還有,已退役的運動員要做好心理準備,明白他們不是再接受封閉性的訓練,亦可能不是轉型為同樣講求「自我實現」的作家、藝術家等,而是準備迎接日益複雜並講求與各方溝通的前線工作。在現存的制度爭扎,他們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在與不足之處,虛心學習,然後從實踐中吸收經驗、掌握和不斷進步。他們亦可嘗試運用克服運動競賽的心理壓力的方法,如「永不放棄、處變不驚、正面應對困難的精神」等,放到工作上面(邱婷 2011年9月27日,A14)。簡而言之,已退役運動員自身也要在職場上做好基本功,讓外界越來越信任從體育界培養出來的勞動力。

總結

改變體育政策的討論擾攘多時,但真正高層次的體育政策仍然欠奉。更甚的是,政策討論陷入不同持份者角力的泥沼,因涉及場地資源、青訓模式(甄別過程涉及繁複而問題多多的程序)、體育政策規劃話語權等多個不能輕易磨合的議題。另外,在經濟不景時,支援運動員給香港社會帶來的壓力越來越重,而社會各界對運動員的歧見亦有待消除。有鑑於此,決策者須有易弦更張的願景和決心,摒棄舊有模式:在一個時限內給予有限的資源,以急功近利的方式去贏取一時的喝采聲,如量化成獎牌數目,只強調運動的工具價值等等。反之,香港應放眼世界,把體育水平追上亞洲前列水平,當中理念、政策、架構、財政、執行及公眾認同缺一不可。體育政策須有廣泛性,協調學校,社區,大眾傳媒和資訊等各方面,營造一個尊重體育的氛圍,讓公眾感受到參與運動的重要性。體育發展和社會發展,本該相輔相成,儘管在資源匱乏和制度紕漏的情況下,改變畸形的社會生態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以上很多觀點已非新鮮事,但如果港人仍停滯在探討階段,委決不下、事後孔明,那才是香港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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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乃修正版本。文章原於2012年6月30日完成。

作者按:由於全文篇幅頗長,一直等待至2014年才找到體路以分9篇的形式刊登。當中感謝房吉祥先生(Ivan Fong)曾多次協助筆者尋找願意刊登此文的媒體。體路版本的部分資料難免過時和出現錯漏。感謝網友Samual Chan和民政事務局撥冗指正。修正版或與在體路刊登的版本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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