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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5:硝煙下的荷蘭足球

2015/10/20 — 19:54

【文:吳能鳴】

荷蘭名宿米高斯(Rinus Michels)曾有一句名言(Professional football is something like war. Whoever behaves too properly, is lost. )以足球與戰爭作比較,但又有任何人能夠想象足球比賽如何在戰爭期間進行;在1940年5月,一直保持中立的荷蘭在幾乎沒有還擊之力下被納粹德國擊敗;戰敗並不代表戰爭就此荷蘭消失,相反,戰爭只是由戰場轉移到綠茵場,揭開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1940:足球與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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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納粹德國佔領下的荷蘭,納粹德國仍然容許足球比賽進行,因為他們相信荷蘭人民會專注足球而減少參與反抗活動;為了有系統地控制荷蘭,納粹德國除了親納粹的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NSB)外,廢除了所有荷蘭政黨;新的足總(NVB)亦因此成立。在NSB與NVB的管治下,足球的裝備是以配給的形式分發,每100位球員只會分發33對球靴、球衣需要用換領卷來換取;但即使面對物資短缺情況,在NVB的管治下荷蘭足球仍然能夠享有某些特權,令足球比賽在荷蘭可以繼續進行,例如納粹德國曾強徵金屬、土地作軍事及糧食生產用途,但這些政策不包括用作獎杯、獎牌用途的金屬及用作球場的土地。

1941:反猶與通敵

荷蘭的猶太人和所有被納粹德國佔領的國家的猶太人一樣,是納粹德國的迫害對象,在1941年開始,NVB下令禁止猶太人參與足球比賽,受影響不但是球員,球證、球迷、甚至傳媒人同樣受禁令的管制。體育記者Han Hollander在NVB禁令頒布後被電台解雇,雖然他持有在1936年採訪柏林奧運時頒發的希特拉親筆簽名証書,但最終亦逃不過被拘捕及處決的厄運;猶太球證Leo Horn或許是比較幸運的一個,他被禁止參與足球比賽後以假身份生活,及後更加上活躍於地下反抗軍,協助盟軍解放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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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被佔領國家不同,在荷蘭的猶太人被殺率比其他國家例如比利時、法國高,原因或者可以歸究於部份荷蘭人投向支持納粹德國的NSB,其中最著名或臭名遠播的,是當時的荷蘭國家隊門將:Gejus Van Der Meulen,Van Der Meulen在戰前是荷蘭國家隊的正選門將,為國家隊上陣超過50場,曾經代表荷蘭征戰世界杯、奧運的他是國內頂級球星;但他在1940年退出國家隊後隨即加入NSB;到了1941年,擁有醫生資格的Van Der Meulen更加以軍醫身份加入支援納粹德國的自願軍;昔日國家隊的守護神在戰前仍然是受球迷愛戴,在戰後就只能淪為球迷指責的賣國賊。

1942-43:球場與戰場

現在的荷甲中游球隊ADO海牙曾經在二戰期間兩度穩霸聯賽冠軍(1941-42及1942-1943球季) ,但兩次冠軍的代價是背負叛徒的罪名,原因是當時ADO海牙被視為NSB球隊,球隊的管理層和主席是NSB的成員,當時隊中的右翼Gerrit Vreken更公開表示對NSB的支持。

但ADO海牙的強勢如同德軍的攻勢一樣在1943年減弱,而ADO海牙的挑戰者,是充滿反抗軍色彩的球隊De Volewijckers,當時球隊的兩兄弟:哥哥Douwe Wagenaar是球會主席,曾經因批准球隊穿上代表荷蘭國家隊的橙色球衣而不是球會傳統的綠、白色的球衣而被捕;而弟弟Gerben Wagenaar曾經是球隊的中場兼隊長,及後因反抗軍領袖的身份而被長期通緝,被迫放棄足球;1943年,De Volewijckers的主場不幸被炸毀,被迫與鄰近的阿積士共用主場,失去主場優勢的他們沒有因此而放棄,在這個賽季他們不但壓到ADO海牙贏得分取得分組地區比賽冠軍,進入季後賽的他們更奪得球會歷史上首個、亦是唯一一個荷蘭聯賽冠軍。

1944-45:飢荒與解放

1944年,對於荷蘭人民是殘酷的一年,為了報復荷蘭鐵道工人的罷工,德軍封鎖對荷蘭的糧食運輸,1944-1945年的荷蘭聯賽因飢荒及物資短缺而取消;但隨著盟軍逐步解放荷蘭,情況有受好轉,荷蘭聯賽亦都重新開始,而荷蘭國家隊戰後的首場國際賽對手,正正是協助解放荷蘭的英國軍方代表隊。

後記:選擇與責任

回顧荷蘭足球在二戰的歷史,筆者或許會以「選擇與責任」作總結;猶如存在主義的理論所言,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但也就要為所有的後果承擔責任;上文提及的人物,選擇支持極權的Gejus Van Der Meulen及Gerrit Vreken在戰後分別被判入獄8年和停賽10年;而選擇反抗的猶太球證Leo Horn則在戰後再次成為球證,更成為歷史上其中一位兩次執法歐洲冠軍杯的球證。每個人都要為自已作出的選擇而負上責任;適逢本年的11月香港人再有一次選擇的機會,香港人應當理行公民責任,為將來作出明智的選擇。

 

參考:123456

原刊於運動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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