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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教授血淚史之「兩個記招之間的兩小時」

2016/1/31 — 11:18

2016 年 1 月 26 日,在一個最寒冷的晚上,在新任校委會主席李國章主持的第一次校委會會議當天,我看見了他用強權和欺騙的手段,借用警察暴力來打壓學生。這些經驗令我看見了一個更殘酷的現實和自己的無能,令我精神幾乎崩潰。在這種狀態之下,如果要我把同志運動切割開來討論,根本沒有可能,所以我決定把題目稍稍修改,改為從參與「港大覺醒」再看同志運動的未來。

圍堵李國章的第二天,是我近日精神狀態最差的一天。這個經驗非常之 overwhelming,直到我看見罷委會的記者招待會,心情才稍稍恢復過來。我從梁麗幗和這幾位同學身上學到很多,特別是梁麗幗,如果她承受了這麼多的壓力,依然可以這樣堅持下去,我有什麼資格說自己精神如何崩潰,不能站出來呢?

那天下午三時半,我從 TVB 即時新聞看到李國章和校長的記者招待會;六點正,罷委會的同學已經在學生會面對傳媒,中間不夠兩小時。有什麼力量可以令到一群年青人在不足兩小時之內搞到一個記者招待會,找到記者和吸引了二三百個同學來撐場?在兩小時之內,他們還要預備好逐點反駁李國章和校長對他們的種種指控的論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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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人群中,看見每一位同學都表現得非常好,大家分工合作,每人負責一個重點, 論據非常清楚,情理兼備,大家可以看見他們有一點緊張,但卻互相配合。當然,很多時都要由梁麗幗包底並處理所有英文的發言。我為她和他們每一位感到非常驕傲,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擔當令我十分佩服。

今早醒來,聽到商台訪問行會召集人林煥光,他又是一直在辱罵同學,後來更加不顧身份,說了一句:「用吓腦喇,唔該!」我只能說我對這些指責學生的成年人十分失望,這群學生才是我的希望。於是我更加明白他們怎么可以在兩個鐘頭衝出一個記者招待會來,正因為他們先前已經受了太多委屈,他們感受到的打壓已經是到了極點,所以他們不能 afford 多幾個小時才回應這兩個港大最高權威人士對他們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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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所以能夠在兩個小時搞到一個記者招待會,就是因為他們很清楚的感受到父權的壓迫,一群位高權重的教授大人的嘴臉,真的令人難受,他們可能再次明白如果今天不反抗,明天更加站不出來,所以只好瞓身演出,死而後已。

其實,當晩的風波是李國章的失職激發了學生的憤怒,他才是引發當晚港大的混亂場面的主謀。他用強杈和欺騙的手段,讓校方借用警察暴力來打壓學生,因而製造出如此的對抗。校方當晩借 CEDARS 來玩弄同學,實在太可惡。作為最高學府,港大必須向同事和同學致歉而不再是誣告學生。作為當晚在場的一個見證人,我必須要為圍堵行動說一句公道話!這種抗爭策略可能無助於訴求,但卻彰顯了同學頑強的自主意識。他們的行動是在向我們宣告:今時今日在香港/香港大學仍然有人願意出來對抗強權,並且不計成本。

我相信他們對老師的失望也是他們動力的來源。我站在他們面前,真的很慚愧。我當然明白我的崩潰是因為內疚和羞愧,可能是因為受到種種網上的攻擊而產生的效應,因此而對一切事情會特別敏感。在一些同事眼中,我的 shame and guilt 反應肯定是不成正比,也有人不願意見到我公開說一些進一步影響港大聲譽的說話, 但經過了這兩天的掙扎,我還是覺得自己可以勇敢一點的 come out,承認我的不安。老師們的沉默,的確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在強權之下,我們只好依從,就算心底關心港大自主、學術自由,也只好躲在衣櫃。現在李國章已經真的上了位,他已経是君臨天下,可以召校長去 Hong Kong Bankers Club 開記招,又已經召見了十個院長,Party line 已經非常之清楚, 一切問題,歸咎於學生就是了。還有人說,他們因為不想和學生太過對立,所以才降罪於公民黨和泛民,已經算是仁慈,可想而知,大家心中的想像其實可以更差。

我不熟識這群罷委同學,我跟梁麗幗也只是點頭之交,這一切只不過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我看見青年人一再被成年人世界欺騙和侵凌,他們不僅僅是面對一個沙皇,還親眼見到校長怎樣和他們劃清界線,要把他們送到警察手上,他們也不能令沉默的老師站在他們那一方。同學學是為了香港大學和香港去對抗強權,結果是重重受傷,在這種環境,兩個小時已經足夠。

我們處於這樣一個黑暗時代,真是說不出香港人有什麼未來,又怎能說同志運動和香港的社會運動又可以有什麼未來,不過,當我見到這群同學能經歷了這麼多之後還能夠站在大家面前,我還可以對這個社會存一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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