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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大學生會長的「為什麼我和理非」說勇武抗爭

2016/3/21 — 13:38

大年初一晚上,旺角氣氛緊張。

大年初一晚上,旺角氣氛緊張。

【文:Justin Low】

文章為什麼我和理非〉的結論其實並非如命題般的差,起碼他依然認同「和理非與勇武不必對立」並且提出當中合作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若要區分,甚至可否區分兩者我卻認為有更好的說法。

其實和理非與勇武抗爭本身就是一種假命題。文章提及和理非有更好的可能性,除罷工、罷課、罷市外,亦有不納稅、抵制政府及法庭的不合作運動。好,先不說後者。前者提及的罷工靜坐,若資本家控告你集會,警方要求清場,那是否他們就要坐著甘願被拉?若反抗,那便落入姿態暴力,兩者都是會長所說的「付不起參與勇武抗爭的成本」那難道唯一的出路是解散運動?若按會長的思維,和理非的整個大前題是因為可以相對地選擇付出成本,因此他選擇和理非(而我不知道他這樣的想法是否代表著現今理工大學幹事會的走向)。但抗爭本來就是一種成本,抗爭必定需要成本,這是客觀並可預期的。若回避暴力,只會是一種退讓,令到所有可能都不再可能。更多的是,定義暴力與否甚至不是肢體上,而是權力上的定義。重提佔中,佔中並沒有出現所謂旺角那次掉磚般的行為,但一樣被定為暴力。「暴力」這個名詞,只是一種污名化,一種權力機關加諸的標籤。回避暴力正正就是不斷退讓陣地令你所有的手法都不可採用,包括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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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的ferguson unrest,運動中的抗爭手法便是佔領,如封鎖街道,中斷交通運作,選擇靜態去干擾政權與資本家,逼使當權者去回應抗爭者的議題。若以這種脈絡去看「佔領」的本身,那這行為又是否一種暴力?它明明是一種制度暴力,但肢體本身卻不暴力。

理大幹事會會長其中提到另一極重要的命題是當日的旺角騷動。他說「雖然我們都明白示威者的心情,亦明白那是官迫民反,但該次事件,勇武矛頭純粹指向國家機器,卻沒有一個明確目的是示威者希望達到的。所謂出師要有名,社會普遍看來,那次事件只是一次無任何訴求的騷動,這是我所不願看見的。」我只是質疑這是否真的一個沒有任何訴求的騷動?看待社會運動我們必需坐落社會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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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旺角之事就是有不停的社會前因,如人民憎恨警察,憎恨的產生又可能是因為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包庇政權,而政權又擁護資本家等。這些這些都是造就當下的社會脈絡,醞釀社會運動,而運動的本身就不存在所謂的綱領。回望土耳其的左翼運動,他們的Gezi Park protests並不成功,無法取回公園(有興趣的朋友可以google,若要重新整理與說明事件又得打上一篇)但人民卻因此被激化,越來越進取。而土耳其無政府主義左翼及酷兒行動在這些所謂的暴動中亦使他們未來的組織力更強。因為行動與組織本身並不分割,我們需由行動去組織,再由組織去回行動,因此當中並不是二元對立。若我們往往只落入意識覺醒,那便的的確確只是和理非非。資本主義與政府的運行並不會在沒有行動的前提下停止,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不是人心或人性的問題。而制度性的問題本應就應該由制度去解決-即是使用行動去損害制度,去癱瘓制度。這才是去定義「暴動」或勇武抗爭是好與否。而在這個準則下,我認同旺角騷動不是最好,但卻是一個好的開始。而我們亦應該評估(evaluation)這次事件再去面對這個事件。沒有行動是一次到步,但扼殺了這種力量,往往就極難重聚力量。

作為一個理大學生,我並不希望看到本校的幹事會或會長本人選擇和理非或選擇所謂的勇武。勇武本身就不可被定義、行動本身亦包含勇武,兩者無法分開。和理非與勇武抗爭其實都是假命題,真正的命題是那一個可產生效果(work)而選擇那一個。不是表面的說法,而是確切的因為事件而選擇手法。

 

作者簡介:從文研走到設計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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